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2月15日发表作者沈联涛题为《思考古老的中国例外论》的文章称，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是更多地寻求双赢式的“文明对话”，即竞争者即便在相互竞争时也能开展合作。全文摘编如下：

春节是家人团聚及思索万千之时，中国家庭会在春节回顾过去的一年并思索下一个周期。

庚子鼠年在历史上总与天灾人祸相关。在这个金牛年，乐观派们期盼着下一个盈利企业。悲观派们则担心美中关系是否会恶化。2020年是不是美国例外论的终结之年和中国例外论的兴起之年呢？中国人的世界观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从文化上进行归纳总结可谓如履薄冰，因为中国自17世纪以来在一片混乱中被卷入西方的崛起进程，这对现代中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不过，最早期的西方汉学家还是指出了中国的独特之处。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在其《中国社会史》一书中评论道，“中华文明的基本传统——涉及政治、宗教、审美和司法等领域——与印度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并不相同”。例如，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就曾强调指出，“相关论宇宙学”（即阴阳学说）是一种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是接受上天统治的统一体，这种“有机人文主义”正是剑桥大学汉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没有发展现代科学的原因之一。

西方在17世纪根据逻辑推理或还原论探求自然界的因果关系，由此发展成为科学。人与自然可被分割开来，就像思想和身体被当作不同的存在物一样。正如《未来的冲击》一书作者阿尔文·托夫勒所说：“当代西方文明最发达的技能之一是解剖，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的思维则很少遵循这种分解之道，因为中国人会本能地认为，整体大于局部的总和。

中国人的这种强调关联的思维模式有什么独到之处呢？这种思维模式是有机的、系统性的和不确定的。它认识到存在机缘、矛盾和悖论、不同的时间周期以及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简言之，中国古代思想从本质上讲是辩证的，总在寻找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之类的矛盾。

中国推行的发展政策就充满了辩证法式的箴言。双循环战略就是同时依靠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动态相互作用。如果外部环境不友好，就先发展国内业务。如果外国竞争对手欢迎贸易往来，则扩大市场并开拓更多业务。

塞缪尔·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一书讲的是零和博弈思维，即一种文明有所得，则另一个文明必有失。而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是更多地寻求双赢式的“文明对话”，即竞争者即便在相互竞争时也能开展合作，这就像达尔文主义所说的彼此竞争的物种的共同进化。

中国人的世界观并非西方的唯一竞争对手。未来几十年，随着人口规模超过16亿的南亚地区不断崛起，印度人的世界观也将发扬光大。还有伊斯兰教世界观，伊斯兰教信众现已10亿有余。每种世界观都将认同自身例外论。这种多极权力网络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的单极模式构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