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分不开。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她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呆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呆着。呆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樊锦诗说。

实习完的次年，樊锦诗大学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那时，虽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近20年，但敦煌的生活环境仍然异常艰苦。“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

毕业1年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她变了。“变土了，变成敦煌的人了，哪儿像上海姑娘？”

然而，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没走。能工巧匠1000多年来藏于735个洞窟中的艺术珍宝，将她牢牢吸引。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筚路蓝缕开拓的敦煌研究保护事业，让后继者“小樊”深感肩负重责。

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20多年过去，1986年，丈夫彭金章放弃了武汉的工作，与她一起守护敦煌。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一个尤为迫切的命题摆在她面前：在自然环境破坏、洞窟本体老化与游客蜂拥而至的三重威胁下，如何让这些存留千年的脆弱艺术瑰宝“活”得更久？

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樊锦诗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8年底，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完成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的全新视角。

2014年8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运行，“总量控制、在线预约、网络支付、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开始实施。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

对于自己的付出与努力，樊锦诗表示，自己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发展。认为自己离开院长职位后，“要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

她说的“该做的事”，是指规模达到100卷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

2011年，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两分册8开780页的报告，运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逐窟记录了洞窟位置、结构、保存状况等，是洞窟最翔实的档案资料。

新华社记者张玉洁